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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汲取美日經貿摩擦經驗教訓

——訪中美經貿問題資深觀察人士于杰

中國經濟新聞網 2019-06-13 14:07:15

  本報記者  范思立
  
  中國入世以來的二十年,是中國快速融入世界體系、全面參與全球化的階段。當下,“逆全球化”甚囂塵上,美國單邊主義盛行,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發酵,有一個群體迅速走入大眾視野,他們長期關注中美經貿問題并有深度思考,在專業領域努力發揮著智庫的智識作用。
  
  于杰在中國經濟、國際貿易等研究領域深耕二十余年,對于時下的中美經貿摩擦,他認為,中國應該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日貿易摩擦中汲取經驗和教訓。
  
  于杰認為,中國加入WTO之后那種大進大出的貿易模式很難持續,尤其是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需要逐步下降。這不僅是緣于美國國內政治的因素,更在于美國接納進口產品的能力不可能無限擴大。美國政府和居民均借錢超前消費,這是其市場龐大的主要因素,但也帶來隱患。美國居民不管出于何種原因調整消費、儲蓄習慣,美聯儲調整利率政策,都會波及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因為美元以及美國市場的原因,美國出現危機必然殃及世界,特別是像中國這樣對美國市場有依賴性的經濟體,這些都是需要長遠考慮的問題。
  
  他特別強調,中國應該認真學習和研究1980年代美日經貿摩擦。
  
  美日貿易摩擦由來已久,自1984年開始加劇,當年美國希望日本通過盡快實現日元國際化來解決兩國之間的匯率和貿易問題,這是一個理性的市場化手段,但短期效果不很理想。1985年,因民主黨控制的美國眾議院,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里根政府(共和黨)不得不調整對日貿易策略,開始重視企業和一些議員的聲音,直接關注日趨失衡的美元匯率和美國貿易逆差問題。
  
  在這種背景下,日本以中曾根康弘首相為主的國際派和財經官員,主動提出日元對美元升值的建議,美國新任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接受了這一建議。于是有了后來的《廣場協議》。美日以及聯邦德國,當時都希望通過調整高估的美元匯率,盡快調整美國龐大的貿易逆差,以免出現危及西方貨幣經濟體系的更大危機。廣場會議是一次貨幣安排,后續效果也相對理想。
  
  美國同日本間的貿易摩擦并沒有止于廣場會議。實際上,在廣場會議次日,里根總統公布了一項針對日本的貿易懲罰措施。1985年,里根總統調整了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團隊,包括現任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在內的原班人馬離職,美國和日本之間自此開啟了由貿易談判代表主導并延續12年的貿易談判,期間協議不斷。
  
  回看1980年代,美日之間解決貿易摩擦問題,借助了貨幣和貿易兩個安排,以貿易安排為主。以廣場會議為代表的貨幣安排,是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的職責范圍,無關貿易代表辦公室,自然與萊特希澤無關;貿易安排則完全是貿易代表辦公室的事情。但美日兩國進入貿易摩擦密集期后,萊特希澤就離任了。于杰強調:“萊特希澤在貿易領域為美國企業服務數十年,熟悉國際貿易規則,對中國來說肯定是個強硬對手。”
  
  于杰認為,同1980年代中期的日本相比,除了對美國市場及來自美國貿易順差的依賴、經濟總量在全球排位之外,中國有著更多的不同——當年的日元是升值趨勢,其延續至2012年,日本當時還處于人口紅利期,房地產泡沫處于早期,1975年已經完成工業化,1987年人均GNP已經比肩美國且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完善且具有強大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優勢,尤其在汽車領域……因而,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提出了比較嚴峻的挑戰。
  
  但是,中國現在也有當年日本無法比擬的優勢——中國巨大的經濟總量是抵御外部風險的現實基礎,中國2018年經濟增速位居世界前五大經濟體之首,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接近30%,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中國自成體系的空間經濟布局有利于戰略轉身,中國經濟具有戰略縱深,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結構自成梯度;中國具有全球最完備的工業體系,強大的制造業能力……
  
  談及學術歷程,于杰感嘆道,他的第一篇文章《什么決定匯率》發表于1998年7月的《中國經濟時報》,從此一發不可收拾,《華夏時報》《第一財經日報》《中國經營報》《南方周末》《財新》等財經媒體經常有他對中國經濟、中美經貿關系等熱點問題的高見,甚至他的文章和觀點間或被理論刊物和內參轉發。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于杰更多地從人民幣匯率的政策選擇及開發美國市場的角度,探討中國經濟增長的路徑。他堅持認為,外貿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此也自稱傾向于“重商主義”。在他看來,能夠解決1990年代中國經濟諸多問題的唯一選擇就是利用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市場,消化中國龐大的產能,進而解決就業。
  
  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他更多從學術理性角度進行解讀思考。2008年中,他組織內部研討會,邀請北京高校及國家級智庫專家,以石油市場波動為切入點,分析中美兩國經貿關系上的相互依賴——中國需要美國市場、美國需要中國廉價商品。這種依賴互為“成癮”,但也成為世界經濟失衡的隱患。他進而于2009年撰文指出,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中國應該逐漸調整外貿尤其是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否則將招致美國的貿易報復措施。自此,于杰對中美經貿關系的觀察進入一個嶄新階段。他從單純關注中國經濟增長的角度,轉變為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角色以及國際經濟秩序和規則等。
  
  國際金融危機前后,“美元陰謀論”的論調對國內各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于杰一方面從現實的角度闡述中國經濟增長的邏輯,同時從歷史和理論的角度,研究當今世界經濟體系的脈絡和路徑。他多次拜訪當今世界金融巨人、戰后國際貨幣體系塑造者、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及日本戰后經濟崛起的親歷者、日本大藏省前副相行天豐雄。他當面向他們請教戰后世界貨幣體系衍變、美國對華政策選擇等影響未來中美經貿關系的重大問題。并在兩位世界級專家的支持下,將他們合著的《時運變遷》翻譯成中文。他的努力產生了重大反響和討論。他策劃并翻譯的《時運變遷》系列圖書(《管理美元》《通脹螺旋》)及其撰寫的系列時評文章,涵蓋了二戰之后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進程、特別提款權的誕生及發展、19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及舉世矚目的《廣場協議》以及人民幣匯率等內容,給國內讀者打開了一扇窗戶。
  
  于杰關于中美經貿問題的觀察和思考引起國內金融機構的重視,甚至美國華爾街金融機構也會就相關問題聽取他的意見。同時,越來越多的專業和嚴肅學者,開始從國際經濟體系、全球經濟平衡等角度,開始思考分析中美經貿關系的未來。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中國經濟新聞網 作者:范思立 編輯: 曹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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