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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師大學生調研民間文書“生存”狀態——民間文書還好嗎

中國經濟新聞網 2019-06-20 14:09:38

  光明日報記者 杜羽

  關于自己家族的歷史,64歲的吳紹進聽老輩人講過一些。如果不是侄子吳宗輝問起來,他不會想到,在老屋閣樓上竹篾箱里裝著的那些破破爛爛的紙片,竟與他的家族緊密相關。

  吳宗輝是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的研究生,學校的契約文書博物館收藏的10萬多件文書,他翻過不少。那些文書,多源自鄉間農戶。2017年暑假,回到老家浙江省麗水市慶元縣,大伯把一沓沓文書攤在他面前,吳宗輝此時才知道,家里不僅有百余件舊文書,而且時間跨度長達200年。多年來,這些記錄了家族諸多重大事件的契約、賬簿、字據,用舊報紙隨意包裹著,放置在少人問津的角落,紙張已經脆化,水浸、蟲蛀的痕跡觸目皆是。

  在慶元、在麗水、在浙江,在千千萬萬農戶的閣樓上,還藏著多少這樣的文書?它們的境遇如何?返校后,吳宗輝與余承霖、石靖菁、周思敏等同學自發成立了“民間文書生存狀態調查”課題組。近兩年來,課題組成員分頭行動,奔赴浙江各地的多個村落展開田野調查。

  下鄉:走近歷史

  俗話說:“口說無憑,立字為證”。自古以來,無論是買賣租賃、分家繼承,還是雇傭賦役、糾紛訴訟,文書都扮演著重要角色。近些年出土的先秦時期的青銅器,就不乏記錄契約的銘文。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書寫工具的改進,宋元以來的民間文書更是展示了千姿百態的社會生活。不過,或許是因為文書實在太常見了,往往容易被人們忽視。

  課題組的第一次調查,就到了吳紹進家。

浙師大學生調研民間文書“生存”狀態——民間文書還好嗎

課題組正在清點吳紹進所藏民間文書

  “這個東西,平常誰會去特地看啊?要不是宗輝發現,我都不知道這個有用。”面對周思敏的提問,吳紹進直言不諱。

浙師大學生調研民間文書“生存”狀態——民間文書還好嗎

范延周招贅文書 

  經過清點,吳家所藏文書共計114件。年代最早的,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一件田契,文書約定:范義舜將自家田產“賣與本家禮行叔”。而寫在一張紅紙上的招贅文書,則記錄了1946年這個家族的又一件大事:范延周年歲已高,無力耕種,“左思右想,朝夕不安”,決定將女兒“配與西垟村吳達德為妻”,“生下男兒,長子繼入范家為嗣”,“二、三子繼入吳家為嗣”。這恰好解釋了為什么吳家收藏的文書大多與范氏有關。

  在金華、衢州、紹興等地,課題組也找到了多個藏有文書的農戶。生活在金華市婺城區的曹大伯,雖然沒上過學,識字不多,但聽朋友說古舊字畫很值錢,就趕在老房子拆遷前,到里面好好搜尋了一番。沒找到字畫,卻在酒窖里找到了200多件文書,裝文書的木箱已經霉爛了,紙張也潮乎乎的。

  “(文書)原來是一包一包地包起來的,有的三五張,有的七八張,外面再有個紙套子一樣的東西套住,看不見里面長什么樣。”按照那位朋友的指點,曹大伯把蓋著紅色印章的文書挑選出來,因為有了官印就更值錢,他又買來毛筆、糨糊,把破損的文書按自己的想法修補了一番。

  “您考慮過您的修補對文書會有什么傷害嗎?”調查時,余承霖這樣問。

浙師大學生調研民間文書“生存”狀態——民間文書還好嗎

課題組將金華市檔案館藏兩張文書殘頁成功綴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這個我們不懂的,沒那么嬌氣的吧,我看都好好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反正是賣出去了。”曹大伯這樣答。

  “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與古村落、古民居相生相伴的民間文書正面臨著湮散的危險。”課題組指導教師李義敏說,很多民間文書的持有者對其價值不甚了解,文書大多隨意存放在閣樓上,在舊房改造、拆遷的過程中,隨時有被損毀、丟棄的可能,有的被零散售賣,搶救性的科學搜集、保護和整理刻不容緩。

  訪店:深入現實

  幾年前,一個商販有意把曹大伯的文書全部買走。曹大伯又咨詢了那位朋友。朋友勸他,不能被那么一點錢嚇住,不妨先賣出去幾件,等行內人都知道了他家有好東西,就會引發競爭,到那時,不愁賣不上好價錢。于是,曹大伯把家藏的文書拆分開,陸陸續續賣給了幾個商販。到課題組入戶調查時,原來的239件文書,只剩下了43件。

  古玩商販間的競爭,確實存在。除了走家串戶“跑地皮”的小販,還有開古玩店的老板。隨著民間文書研究興起,不少高校、科研機構、個人都在購買民間文書,而把農戶與買家聯系到一起的,正是那些古玩商販。通過對古玩商販的走訪,課題組發現了不少問題。

  麗水市松陽縣有一家古玩店,店主經手的文書不下萬件,大部分收購自“跑地皮”的小販。

  “小販為辨別文書的類型和品相,往往會將農戶收藏的民間文書拆包。店主在出售過程中,為追求利潤,會對文書進行二次拆分:先抽取珍稀品種,以高價售出,再將剩余的文書進行分類,根據不同購買者的要求按類出售。”這是石靖菁在調查中的發現。

  “說實話,不分開的話,賺不了什么錢。”店主有他的難處,做生意需要資金周轉,不得不把銷路好、價格高的文書揀選出來優先出售。

  麗水市的另一位古玩店老板是收集客家契約文書的大戶。因為散放的文書不容易查找、翻閱,他就按自己的方法對不同來源的文書進行分類,再將相同類別的文書粘貼在一個長卷之上,有的卷子長達65米。為了熨平那些保存不善的文書,他還專門購置了一個裝裱專用的電熨斗。

  商販們之所以拆分文書,還有源自買方的需求:財稅博物館只對與財稅相關的文書有興趣,科舉博物館只專注科舉文獻,研究法律史的學者只搜集訴訟文書……

  各地的情況一條條匯集起來,課題組的成員們不免憂慮:由賦役、買賣、訴訟、婚姻等各種元素構成的社會生活,才稱得上是完整的社會生活。民間文書如今收藏在哪家哪戶,自有其歷史淵源,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拆分,都會導致“骨肉分離”——文書失去了原有的系統性和完整性,而系統性和完整性一旦被破壞,就再難復原。而不恰當的裝裱,既破壞了民間文書原來的保存生態,又讓原本脆弱的紙張經受高溫熨燙之苦,壽命將受到極大影響。

  整理實踐:探路未來

  不僅浙江有民間文書,近些年,在安徽、福建、貴州、四川、河北等地,都涌現了大量民間文書。民間文書搜集的速度如此之快,保護、整理能跟得上嗎?

  從農戶到商販,再到檔案館、博物館、圖書館等收藏機構,課題組追隨著文書流動的足跡,步步深入。他們不僅協助浙江師范大學搜集了萬余件民間文書,還協助金華市檔案館、蘭溪檔案館等單位對千余冊民間文書進行編目、整理。

  在協助金華市檔案館修復館藏文書時,余承霖發現,有兩頁殘損的文書,雖然一頁在“坊下莊”冊,另一頁在“坊上莊”冊,但將這兩個殘頁拼接到一起,不僅殘損的邊緣可以契合,而且文字內容也對得上。

  “經過老師的指導,我們認定,二者本屬一頁,應該拼合到一起。”余承霖說,在調研、實踐過程中,除了實地了解民間文書“生存”的狀況,他們也盡力將那些已被分裂、打散的民間文書進行系統整合。

  習慣于把文書裝裱成長卷的那位古玩店老板,由于缺乏相關知識,與清代嘉慶年間一起訴訟案有關的63件文書,經他裝裱成9米長卷后,出現多處錯亂。課題組成員合力研讀,根據整個案件的發展邏輯對文書進行了重新編排,使之脈絡清晰。

  “宋元以來的民間文書是中華文明傳承的重要載體,是繼秦漢簡帛、吐魯番文書、敦煌文獻、黑水城文獻之后的又一個文化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躍進認為,“民間文書生存狀態調查”課題組從多方面調查民間文書搜集與保護的現狀,發現民間文書在保存、流通、收藏、保護、整理等各個環節存在的問題,為民間文書的搜集與保護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樣板。

  有人問:那些老人都不在了,留著這些文書還有什么用?有學者答:人雖然不在了,但是文書還在,我們可以從文書中認識歷史,認識生活,認識他們,認識我們自己。這群年輕的學子秉承著的,正是這樣的信念。

  《光明日報》( 2019年06月20日 09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作者:杜羽 編輯: 曾紫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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